论文摘要
本研究在对文献评述和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最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模型,使用非线性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得出了与理论分析相似的结论:(1)动态模型的解释能力和拟合效果都明显高于静态模型。说明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确处在由实际向目标调整的过程之中,调整成本对资本结构的调整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用静态研究方法去描述动态的调整过程显然是不恰当的。(2)不同的资本结构理论,包括权衡理论、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对资本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不同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哪一种解释更符合研究现象,主要是看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哪一种因素更占优势。但是这并不说明这种理论是绝对优势的。在很多方面,二者实际上并不存在冲突。(3)国有控股公司在获得资源方面有更多的优势,这给它们的结构调整带来了比其它类型公司更大的便利。虽然这些公司在资源的配给上享受国家政策的倾斜,但是它们在资源的利用上没有体现出效率,因此没有能够抵消其它因素,比如较低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调整速度的不利影响,其调整速度反而比非国有控股公司要慢。(4)由于负债融资成本超过了股权融资成本,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并不愿意采用负债融资,反而借助反向的调整向投资者传递有关财务状况稳定的正面消息。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为上市公司采用这种反向调整手段提供了便利。因此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调整速度越低。(5)工业类公司尽管资源需求很大,但是调整速度却很慢。它们不仅负债融资的成本较大,而且融资的调整成本也较大。这些公司在资源的配给上没有得到政策的倾斜,在筹集资金方面遇到的阻力更大一些。公用事业类公司虽然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持,但是融资渠道狭窄,调整速度在所有的行业中是最低的。(6)动态调整中的制度成本含有固定成本和随调整规模递减的变动成本两个部分。从而使得上市公司只有在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程度越大时,调整资本结构回归最优水平的动力才越大;而且调整的速度远远小于调整成本以固定成本为主的西方国家和其它转型经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