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消费函数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转型,作为巨大的制度变迁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我国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然会使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在系统回顾西方主要的消费函数理论中消费行为假定以及相应的消费函数形式表达后,比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再把中国的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对比分析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和消费者行为内在设定的研究成果,在汲取国内外学者对于各种消费函数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本文关于中国消费者行为若干假定,建立主要基于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模型。基于已有的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其一,西方消费理论很大程度上基于西方的现实基础,通过归纳法推导得来。这些理论以及模型能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够用于解释我国的现实情况,这有待我们进行检验,因此我们将参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设定模型,进行经验研究;其二,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而言,内需的疲软成为理论界和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城乡居民消费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本文将对其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希望通过对消费理论的检验过程中寻找到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合理的解释。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笔者有如下猜想:第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住房、医疗、就业和劳保等制度都正在进行相应的变革。制度变迁使得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相对于改革之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制度变迁所导致的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以及伴随不确定性的增大而加大的风险,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时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的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悬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世界少有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更清楚地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并从根本上决定了一阶段居民消费需求的分化。因此,我国城乡居民在此阶段的消费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差异。第三、在西方消费函数理论中曾讨论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但是一直以来,长期的概念都过于模糊,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城乡居民来说,他们对各自可支配收入在多少年内影响其消费支出的考虑是不一致的,这个长期影响的年限也是可以量化的。本文在对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时,不是仅仅通过中国的数据对以上各消费理论的拟合程度来判断不同消费理论对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适用性。而是要根据中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情况,以综述中提到的消费行为假定为参照,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或较接近城镇各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理论,然后再通过数量分析,给定性分析以一定的经验支持。本文共有六章。除了导论部分提出问题和结论部分提出建议之外,本文的重点是第二、三、四、五章。第二章主要消费理论与我国消费函数构造。主要介绍所要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消费者行为特征进行基本假设并对函数进行模型设定。第三章我国城镇居民短期消费函数的检验,该模型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采用不变价格序列及对数序列对城镇居民消费函数进行单整性和协整关系检验,从而得出城镇居民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及自主消费额。第四章我国农村居民短期消费函数的检验,由Eviews检验结果得出农村居民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与城镇居民的有所不同。在检验城乡居民的短期消费函数时,利用我国1978——2005年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计量检验文中提出的消费者行为假定和消费函数模型。分两步来完成ADF（Dickey and Fuller,1979）法检验。第一步,检验不考虑前期消费水平Ct-1影响的消费函数模型;第二步,检验考虑前期消费水平Ct-1影响的消费函数模型。从而寻找消费与收入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并在协整关系存在的条件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消费的当期变动进行解释。第五章我国城乡居民长期消费函数检验。这一章的模型基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考查我国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在几年内有效,从而量化“长期“的概念。就绝对收入理论建立起来的两个短期回归模型及其误差修正模型而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第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要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这一点应当说和凯恩斯理论所得到的结论是相一致的。第二、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居民消费的变动,证明了居民消费的惯性较大,而且是以一个较大的比率依赖于前期的居民消费。当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凯恩斯理论所得到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小得多,说明居民消费变动较国民收入的变动更具平稳性,居民消费行为相对较为谨慎。就持久收入理论建立起来的长期消费函数而言,城镇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794265633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3年内（含3年）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比较显著。这可能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获得较为稳定,使得他们对收入不确定性的估计时间较短有关。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7年以上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比较显著。也就是说,城镇居民考虑其可支配收入在三年内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而农村居民则考虑其可支配收入在七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这可能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农村居民对收入获得的不确定性的防范时间比城镇居民更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