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青
提要|叙述手法看似简单的十七年小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叙述机制，以文本中的非正面人物为研究对象，探讨审美功利主义、集体化阅读期待和审丑心理需要对创作者叙事的约束和影响，对更深入更透彻的去解读十七年文艺政策、文学的文本，甚至创作环境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十七年非正面人物审美功利主义阅读期待审丑
中图分类号|I24
作者信息|李永青（1984-），女，河南安阳人，文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453002。
奉行“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原则，十七年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高大完美、无畏牺牲、公而忘私、献身革命的主流英雄人物，他们不单是小说情节展开的主人公，作家浓抹重彩倾心打造的思想与行动的先锋，更是主流意识形态“典型化”要求的精神产品，是政治与文艺合力而为的红色生命。但是在这些主流英雄人物获得充分的研究之后，反面人物、中间人物等非正面人物作为一个不可被忽视和被遮蔽的人物群体，也因其身上潜在的多义性和丰富性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或是以形体怪诞为特征，思想卑劣、行为龌龊的反革命分子（如《林海雪原》中的许大马棒、《苦菜花》中的吕锡铅、《小城春秋》中的宋金鳄等）；或是有几分姿色，沉迷于个人欲望，德行上有污点的落后或反面女性（如《艳阳天》中的孙桂英、《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风雷》中的羊秀英、《平原枪声》中的红牡丹、《红岩》中的玛丽等）；或是思想落后、行动徘徊、私心较重、善于算计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享面糊、菊咬筋、《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李双双小传》中孙喜旺等）。从表层看，以非正面人物的丑来衬托正面人物的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写作技巧和叙述需要，然而，“叙述手法看似相当‘幼稚’甚至颇为‘简单’的1950、1960年代革命审美文本，事实上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叙述机制。正是依靠这种‘复杂’甚至颇为‘微妙’的红色文本内在叙述机制，革命文学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力量，成为当时革命政治生活、革命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蓝本和指南，并与现实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道，共同塑造人民的灵魂。”[1]以十七年小说中的非正面人物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创作所遵循的潜在机制，对更深入更透彻的去解读十七年文学的文本、文艺政策，甚至特殊的创作环境都有重要意义。
一、审美功利主义的约束
“话语即是权力，话语从来都是意识形态霸权争夺与冲突的场所，掌握了统治权的阶级总要不失时机地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和需求的话语规范，总要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文牍、会议、礼仪、服饰、典籍、纪念碑、国旗、国歌、艺术作品，新地名、新年号甚至新的钱币。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想的控制。”[2]在建立一套符合政治理想的文本宣传模式成为需求的背景下，十七年小说的叙述机制必然带着话语权力运作的胎记，文艺政策的选择必须以服务意识形态为前提，而审美功利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需要中走进决策者视野，进而为其所用。
审美功利主义是清末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文艺思想，流行过程中烙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不同的阶段人们对它的解读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发挥真理性作用的时期，审美功利主义强调的是文艺是有阶级性的，美是有功利性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美也要为政治服务。为了把正面人物写好，“要夸张，要突出，对正面人物要夸张，反面人物也要夸张，能使人爱和恨，如果人物都差不多，怎么能引起人的感情——爱和恨呢？要使主人公的奋斗经过多少阻碍、困难，引起观众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心，对坏人恨，恨透了，这样才有艺术效果，政治目的才能达到，夸张也是党性问题。”[3]正面人物必然是美的，理想的，反面人物要有种夸张的丑，引起人物厌恶的恶。至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引起讨论的中间人物尽管不是坏人，但肯定也不能归于美的行列。“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4]十七年小说中的非正面人物的天生使命，就是以丑陪衬美。
受纲领性文艺政策的约束，十七年小说的人物塑造是带有浓重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的，围绕主流英雄人物的美而淋漓尽致的刻画着非正面人物的丑。只是在感性学中，丑与美是同时存在的，有其独立的形态和本质规律，丑亦可以以独特的内在特性而成为文艺的表现对象，取得美学价值。
二、集体化阅读期待的结果
小说由作家创作出来，才只是走完了一个诞生的环节，要想真正的实现价值，还必须得到读者的接受参与，文学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像商品一样，能否发展，取决于读者能否接受，取决于是否契合读者的阅读需要。读者是文学活动链条上的终结，无论哪个时代的作家，何样的创作风格都不能忽视预想读者的存在，带有宣传教化意义的十七年小说目的就是在通过文本服务政治，说服读者，通过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一体化，而达到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读者的存在特别关键。所以文艺领导人很早的就提出要“用最明白易懂、最容易接受而又最迫切需要的文艺作品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5]人民大众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化水平相当不高的农民，这样的读者素质特点决定文艺作品要想尽可能的得到普及，必须浅显，易于理解，要简单到能够很快的为大众接受，并在他们中间起到启蒙一般的作用，能够鼓舞人心，增加接受者的战斗力和民族自豪感。
何况，中国人素来对政治都有着高度的敏感，对为官平天下有着浓厚的热情，对政治事务也颇为关心。政治意识在民族意识中占主导地位，人们倾向于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忠奸善恶，是非对错，所以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素来带着政治取向。对从战乱中走出来，又受着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宣传教化的民众更是如此，“一种普遍的、由巨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全社会的心理预期，使对意识形态近乎宗教情绪的仰慕。它也不同于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因而它几乎被净化到了没有世俗功利成分的程度，它对冥冥中改变了个人、民族、国家的力量突然之间近在咫尺而感动窒息，必须摒住呼吸聆听其教诲。”[6]
三、审丑快感的存在
正面人物代表着美，非正面人物代表着丑。然而丑的审美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一种衬托美的背景，丑也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涵，有时复杂的丑比单纯的美具有更大的人性容量和社会含量，认识丑，欣赏丑，本身也是一种美学观照的行为方式。中国有句俗语：“无丑不成戏”，中国人向来都没有把丑作为简单的否定形式，创作者在丑中溶解着真实和艺术的升华，欣赏者在丑中挖掘着丰富和美感。
首先，丑可以起到审美陌生化的效果。雨果说：“古老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总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和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如此。”[7]再美的事物如果单纯的摒弃所有美之外的一切，而秩序化的展现，那很快也会变得单调浅薄无趣陈腐，而失去美感。在十七年小说中落后人物藏粮觅食的畏琐、对漂亮姑娘的垂涎与纠缠、对欲望的妥协与臣服，都是作为丑的形态来表现的，然后中间却有着更为真实的人性，能刺激人们的阅读兴趣，为大众所接受。第三，揭露批判和谴责丑是大快人心的。“丑的现象本身不会令人高兴。同卑鄙的家伙交往很少有愉快可言。但是痛斥他却真是一件快事啊！对丑的审美关系——这是对丑的谴责，在美的理想之光照射下使人目眩，让丑的劣迹在美面前原形毕露。由于美的理想主持对丑的裁决，难道这一切不产生特殊的愉快和享受吗？不过，我们只有从美的高度去看待丑，对于它的审美情感才可能产生。”[8]劣迹斑斑、蝇营狗苟只能让人厌恶，但是对其批判和指责却使人痛快淋漓，一方面对丑所产生的厌恶感在指责中得到缓解和发泄，另一方面我们指责丑，就说明我们比丑高明，否定丑的过程也是肯定自己美的过程，从而厌恶转换成快感。第四，十七年小说创作者在处理非正面人物的过程中，常常运用讽刺、夸张、变形、滑稽的艺术手法，使丑角化人物本身就有一种喜剧效果，使读者直接产生娱乐感。
总之，十七年小说中非正面人物的塑造不简单是一种以丑衬美的“二元对立”的叙事需要，它是审美功利主义所强调的文艺有阶级性，要为政治服务的政策约束的结果，是被战时文化心理和民族国家想象主导着的大众读者阅读期待的结果，是一种缓解读者审美疲劳，满足读者审丑心理需要的美学观照行为。
参考文献：
[1]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4.
[2]王建刚.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2.
[3]周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N].文艺报,1953(19).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818.
[5]何国瑞.毛泽东文艺思想特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82.
[6]杜国景.论十七年文学的两种阅读期待[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3(5):40.
[7](法)雨果著,柳鸣九译.克伦威尔序言[C].论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30.
[8](苏)列?斯托洛维奇，凌继尧译．美的哲学[C]．审美价值的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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