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内冲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市场如何重塑后发展国家的国内政治秩序?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何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转换、互动中维护国内政治社会稳定?文章指出,后发展国家居于全球的权力体系的特定位阶上,需要通过国家的权力促进国内的产业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国际、国内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内冲突的性质。现代政治暴力内在于市场作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手段之中,市场的扩展不仅是一种经济动员,也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动员。市场作为一套游戏规则在后发展国家扩展过程中,一方面在消解交易者的身份,使得交易者内在要求平等、免于强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可能产生新的不平等以及强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将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都归结到权力的视角中,提出了政治暴力的必要条件。文章认为权力是一种正向的交易,亦即以一种物品换取对对象行动的干预,而暴力是负向的交易,以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达到政治目的,暴力只出现在权力无效的地方。这里提出一个新概念,不可交易困局（Transaction-impossible）。不可以交易困局是政治暴力产生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文章指出,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滥用产生租（rent）。当租趋于无穷大时,产生了交易主体间的不可交易情况,也就是部分参与者无法再继续参与游戏。在此情况下,暴力是大规模参与政治与经济交易的主要方式。在政治上,大集团之间的不可交易困局导致叛乱、革命等,小集团与大集团之间发生不可交易困局时,产生分裂主义、叛乱、恐怖主义等。文章还分析了政治暴力产生的充分条件,指出,在国际体系之中,后发展国家只有通过政治运作增加国内战略产业的竞争力,从国家外部或者内部的某些集团之中提取租金,用于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这使得国家在发展的特定阶段难以兼顾公平,并在国家、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的不同受益群体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在世界经济波动的时候,这种紧张关系更可能演变为较大规模的政治暴力。暴力的强度与烈度要根据各国国内权力分配的方式、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定。文章对菲律宾、韩国、墨西哥与巴西四个国家进行了比较案例分析。这四个国家的不同发展绩效以及不同的国内冲突根植于国家所处的权力结构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取决于国家、国内阶层与国际体系的中心地带形成的权力关系。菲律宾由于土地寡头与世界市场形成的互惠关系,阻碍了国内的工业发展,加剧了国内冲突。韩国由于处于冷战的前沿,成为扶持的对象,在外力逼迫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从而可以通过凝聚型资本国家实现战略产业的发展,并充分利用国际权力结构,成功实现现代化。而墨西哥虽然也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但还是在长期稳定后重新走向动荡。这是因为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墨西哥国内各集团与世界市场形成了不同的关系,这种与外部的不同联系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导致阶层之间利益的不可交易。最终使得执政70年革命制度党下台,国内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而巴西由于现代化初期的大地产制的存在,以及随之而生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国内土地寡头、新兴工业阶层以及社会大众之间的形成政治关系不稳定,因而发展绩效与国内政治动荡并行。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权力地位以及国内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国家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国内冲突的方式以及解决,也决定了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发展模式。在历史上,英美国家由于国内产业的发展居于全球的顶端,因而可以从世界市场中获取足够的租金来缓解国内的冲突,而在日德等国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在危机中,国家通过市场手段获取外部资源的方式被制约。国内土地、工业寡头以及工农的利益不可调和,出现了不可交易困局,因而通过军事化国家的方式来用强力从外部获取资源,缓和国内的矛盾,实现国内利益的分配。而在俄国与中国这样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内的资产阶级弱小,国家整体上处于世界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的底层。中俄两国通过革命建立了强大的政权,用政府权威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的不可交易困局。政权建立之后,从农业中抽取剩余用于工业发展,走出了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其中,中国不同于苏联之处在于,中国走出了一条国家孵化社会的道路,先是通过脱离世界市场体系构建自主性发展的基础,后是引入市场机制,逐渐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文章最后提出了后发展国家国内冲突的治理之道,文章指出,政治体系要求缓解国内的不可交易困局,保证政治交易的可进行。这就需要调整国家与世界市场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通过产业升级、宏观调控等手段理顺各阶层、各地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平衡国内集团之间的力量,在扶植战略产业的同时,建设权力均衡的制度体系,这样才可能缓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大规模国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