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问题是柏拉图是否在《巴门尼德篇》中对原有的“相论”做了修正。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哲学家的形象与“相论”结合起来一同探讨。因为这两者是柏拉图对话的主题及其要解决的大问题,两者的结合正是柏拉图哲学的特点,任何一者的讨论不能脱离另一者单独进行,否则将对柏拉图哲学造成根本的误解。本文一方面将《巴门尼德篇》中少年苏格拉底的形象与柏拉图其他对话特别是《理想国》、《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的形象进行对比,并通过比较分析《巴门尼德篇》与其他对话在情节上的相似之处,使得少年苏格拉底在篇中的处境和立场明晰,对于他及其他对话者的言论也有更透彻的认识。另一方面,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对本原的研究传统与柏拉图“相论”进行对比,并参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柏拉图“相论”的评述,指出篇中巴门尼德对“相论”批判的错误在于将“相”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讨论的本原混为一谈,而亚里士多德对“相论”的评述同样基于将“相论”纳入前苏格拉底哲学讨论本原的传统中,使得“相论”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批判便不能作为柏拉图对已有“相论”的自我批判,巴门尼德所做的八组推论也不能看做柏拉图新“相论”的萌芽,该篇对话与《智者篇》、《政治家篇》构成柏拉图后期哲学的新“相论”的假设不能成立。“相论”在《巴门尼德篇》中并没有改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相”的内容与哲学家实践的方向相关,不同的实践者有不同的实践目标。这就解释了什么相存在,什么相不存在。而且,不能通过发现“分有”的矛盾来质疑现象世界与“相”的关系,甚至否定有“相”。“分有”在柏拉图对话中并不是严格的说法,重要的不是“相”如何解释现象世界,而是哲学家如何在现象世界中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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