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前言、正文和结语组成,其中正文共四章。本文以西方宪政传统中的市民社会为开始,简要叙述了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市民社会从本质上影响西方的宪政进程、完善着西方的宪政结构这一事实。市民社会的“自生自发”的历史存在是西方宪政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中国近代宪政制度设计的参照。这是本文第一章的内容。宪政是人的运动。本文第二章论述了近代中国现实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从“民”中挖掘资源,学习、思考、转换、致用,用他们的文字改造释放着“民”的能量,以图变法强国。梁启超的“新民说”便是一种很有影响的努力。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这一章叙述了《新民说》出台的前前后后,结合梁启超新民学说形成的传统因素、西方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日本因素,重点分析了新民学说的自由独立观念、民族国家主义和新民的公德,展现了一个有中西特色的新民形象,开始了近代中国国民的宪政改造。梁启超撰写《新民说》,决不是从一个思想家或者学者的角度,而是首先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局势的变化,他不可能不改变他的姿态和立场。当然,这种现实的调整意味深长,也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艰难。这是第四章要论述的内容。历史已去,意义犹存。在近代中国宪政启蒙时期,梁启超是一位关键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挖掘了中国传统的“民”的资源,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新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成为20世纪中国宪政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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